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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,要向各位报告贫僧的生活衣食住行的关系,虽是闲话,也是让贫僧的生活情况给各位了解。别的长处贫僧不敢说,对于财富自己并不看在眼中,这是贫僧对自我期许的一点成就。事实上,世间上的穷和富都用金钱来衡量,有钱为富者,无钱就是贫穷。
回顾贫僧这一生,自从哇哇坠地之后,就没有钱买过新衣服穿。我上有哥哥、姐姐,在幼童时,都是穿他们穿过的衣服。十岁的时候,母亲好意说要为我做一套新衣服。衣服做好了,在我过生日的前一天交给我,她说:你明天过十岁的生日,就穿这套新衣服。我非常的欢喜雀跃,就把衣服放在枕头旁边,心想明天天亮,我就有新衣服穿了。
时值夏天,夜晚蚊虫肆虐,我一个儿童不懂,把一公尺多的蚊香,一头点起来,另外一半放在衣服上,就睡觉去了。到了半夜,蚊香把衣服给烧了,也把我惊醒。就这样,新衣服没了,也不敢怨叹别人,自觉没有福分可以穿新衣服,也就不去妄想人间的新旧了。
十二岁出家,这是临时起意,一时没有衣单可穿,师父就借了师兄的两套旧衣服给我。我也不以为意,总认为人生能有衣服遮体,还有什么新旧之分呢?但是师兄穿过的旧衣服,我再穿它,就经常破洞百出。当然我也不敢去跟师父诉说,只有自己到字纸篓里捡纸,把衣服的破洞糊起来,鞋底破了,就用厚纸板钉起来。我还记得那两件破旧的衣服,陪我度过了两个寒暑。有人说,“小孩子屁股有三把火”,怎么度过那两个严冬的,现在已不复记忆了。
后来命运转变,若舜老和尚是我的得戒尊长,他圆寂了,师父慈悲,在他的衣单中捡了几件给我。幸运的是,那许多衣服陪我过了好几个春夏秋冬,说也奇怪竟不破烂,我才明白,衣服的寿命长短,会因质料有所不同。在我的心里,除了继承圆寂长老的衣服,自觉也应该要继承他的风范,学习他的德行。
衣单贫僧没有挂碍过,但年轻人的肚子总觉得经常填不饱。栖霞寺是一个穷寺,本来就没有条件办学安僧,但由于家师和那许多重要职事热心佛法,荷担如来家业,而办起了律学院。那时候,正在抗战期中经常锅里的水已经滚沸,却还没有米可以下锅,等待着常住的职事到街上赊借一石米粮回来。
当时,一年四季,很少吃到一餐可口的饭食;有时,中午过堂的一饭一菜,菜碗里的菜叶子很少,浮在汤水上的小虫子却很多,说一句过分形容的话,用吃的菜汤去洗衣服,也不会把衣服洗脏。可怜我大概由于没有油水,每一餐饭食没有个六、七碗,不会有饱足的感觉。
当时,每天三餐我们吃的都是豆腐渣,豆腐是留给客人吃的。如果豆腐渣在锅里炒一炒、烤一烤倒也还好,但我们库房总务,总是把它放在太阳下晒一晒,然后用盐拌一拌给我们食用。晒的时候,鸟雀来吃,昆虫也来分食,到了我们吃的时候,经常掺有鸟雀的粪便、幼小昆虫的尸体,甚至有时候,臭气难闻,也只有憋住气吞它两口,因为知道人总需要一点咸味。这就是我在栖霞山参学六、七年的岁月。
十八岁贫僧负笈镇江焦山佛学院,生活大有改善。当时有一句歌谣说:“金山腿子高旻香,常州天宁好供养,焦山包子盖三江,上海某某寺哩啦腔。”意思是说,你盘腿盘得好,要能够一坐两、三个小时之久,才有资格进入金山江天寺禅堂,或者在扬州高旻寺打坐,一支香也要数小时。常州天宁寺三餐的饮食供应有水平,焦山定慧寺每一年要打七个禅七,七七四十九天,晚间的大板香,禅坐一点四十五分以后,会分给每个人一个菜包子。我们年轻的学僧,哪里懂得什么参禅悟道?只为了吃那颗菜包子,除了白天的坐禅以外,甘愿每天晚上都坐上那支一点四十五分的“大板香”。
在宜兴祖庭大觉寺、在南京华藏寺,都是一些辛酸穷困的岁月。但说也奇怪,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清苦或为僧艰难。偶尔感受到佛法的禅悦法喜,也就让我们觉得心安理得。
贫僧二十三岁到了台湾,到处挂单,无人接受,承蒙中坜圆光寺妙果老和尚的接纳可以住下来。每天无油的高丽菜,吃了一年多之后,实在难以下咽。所幸,逢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办学,台湾佛教讲习会(佛学院)请我去担任教务主任。青草湖是一处风景游览区,平常游客很多,有将近两年的时间,客人吃剩的菜肴,就由我们讲习会师生继续食用。同学们自嘲说,我们吃的都是“蜜丝佛陀”。这是因为那个年代,女士们大都擦“蜜丝佛陀”的化妆品,那些剩下的菜肴里,自然有脂粉口红味了。尽管如此,我们也不觉得贫穷,我和学生们说,她们是“蜜丝”(Miss),我们做“佛陀”就好了。既然“我是佛陀”,还有什么感到贫穷的呢?
我自幼出家,丛林过堂吃的都是一饭一菜,早已过惯简食生活。有一次,警务处处长陶一珊先生,因为看了我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,说要请我吃一餐饭。那时候,我住在宜兰,我说,我要去高雄经过台北再去看你。后来,他在永和家中摆了满满一桌子的菜,说是请餐馆送来的,但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吃,实在觉得非常可惜。
餐后,我要动身南下,处长特地找人替我买了一张火车票。我环视四周的设备,有床铺、盥洗设施,一应俱全,我想,那应该是总统乘坐的专用车厢吧。从此,我就不敢再和他来往了。为什么?这种隆情厚意,实在不是我受当得起的。再说,好因好缘是要承继于将来的,何必在这一时就把它享受完呢?
贫僧二十六岁到了宜兰,一生没有用过电灯的我,忽然在宜兰市区龙华派的雷音寺这间小庙的佛前,有了一盏每个月缴交台币十二块钱的照明电灯,等到晚上九、十点钟,信徒解散后,我跟佛陀要求,分一些灯光给我。那个时代,民间还不可以私人接电线,电线不够长,我只有把灯拉到寝室门口,一半可以照亮佛殿,一半可以让我在裁缝机上写下《玉琳国师》和《释迦牟尼佛传》,但房门就关不起来了。
在此之前,我虽然出版过《无声息的歌唱》、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,但是并没有太介意它们的销路;到了这两本书,虽然不敢说洛阳纸贵,销路却是一直很好,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香港等地,都是几百本、几百本地购买。直至如今,这两本书不但是畅销书,也是长销书。
我的经济因为这两本书有了些许改善,自觉有些得意,就拿著书到台北重庆南路各家书店,请他们代为流通。没想到,无论我怎样央求,那些书店的老板都不肯接纳,他们说得也对,佛书没有人看,也没有地方放。甚至我跟他们说,书给你们,卖了钱都归你,我不收分文。他们还是推辞说,佛书没有地方放啊!最后,我只有扫兴而归。
贫僧在宜兰念佛会初期的生活,吃饭的桌子,是由两片木板临时组合起来的,中间的细缝,经常让筷子从缝里滚下去。汤匙是自己用铁皮手工敲打做成,质量很轻,微风一吹,都会把汤匙吹落在地上,捡起来还可以用来喝汤。睡觉的床铺,是由竹子编成的竹床,只要一坐上去,就会吱呀吱呀作响,几公尺外都能听到。记得民国四十二年(一九五三),严长寿先生的尊翁严炳炎老先生,他非常爱护我们青年,有一次到宜兰来看我,和我同榻而眠。我告诉他:你可不能翻身哦,不要让竹床的声音给外面的人听到了。前不久,我把此话告诉严长寿先生,他也对当时艰难的生活,唏嘘感叹不已。
除此之外,为了上厕所,要走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路,才能到宜兰火车站方便一下,至于如何解决盥洗问题,我已不复记忆了。
自从在宜兰安定下来,三个月后,信徒在监狱买了一张便宜的竹椅给我,我也从长条凳而有了竹椅可坐。从此,我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改进。
渐渐的,我在宜兰成立度化青年或儿童的歌咏队、学生会、文艺班、儿童班等。那个时候,就有人说我弘扬的是“人间佛教”,我们早上禅坐、晚上念佛,时而讲经,时而说法,有心的信徒也都会前来参加,所以我订出:“行在禅净共修,解在一切佛法”,把传统和现代的佛教相结合。
所以,苦,是我们的增上缘,吃苦才能进步,吃苦才有人缘。头陀苦行、清贫生活,可以长养道心,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?
至于外出弘法,我靠着两条腿,在台湾不知走过多少千百里路。那时候为了节省开支,总是以双脚代替车轮,行走山线、海线,穿梭乡间的山路小径,往往从此地到彼处,花上四、五个小时是常有的事,但我不以为苦,反而觉得走路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。
渐渐的经济稍微舒缓,也买了一台脚踏车代步,或是乘坐火车、公交车,甚至受邀至各地弘法,信徒也会准备交通工具,从过去的黄包车、三轮车,到后来的小汽车、大巴士,一直到现在的轮船、邮轮、飞机、高铁、磁浮列车等,甚至于到军中弘法时,我还坐过战车、坦克车、军舰、直升机等。
说到汽车,近几年来,世界各地都有信徒说要送我车,尤其说是名牌的车子,但都被我一一拒绝了。我跟他说,这千万不行,你送我那么好的车,要是我外出去办事,下了车,心里就老要挂念车子会不会被碰撞,反而成为负担。曾经有一个信徒不顾我的反对,硬是把车子送到佛光山来,我只有把它交还给常住,让这辆车用来接待功德主、贵宾们了。
大约三十多年前,佛光山拥有一部九人坐的“载卡多”,每次车子一发动,总是有很多人要跟随。为了满大家的愿,后来就将它改装成二十六人坐的车子。奇怪的是,当时这辆车竟也能通过公路局监理所的检查。
这辆车用了多少年后,该是要“退休”了,总想,它有功于我们,所以一直不忍心让人家以收购废铁的方式把它买走。后来就在佛光山找了一个地方让它“养老”。
总之,我在台湾上山下海,国内国外,搭乘过的交通工具可以说种类五花八门,可以参阅我在《百年佛缘‧我的交通工具》一文,里面有详细的说明。所谓“行船走马三分命”,贫僧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价值,为了弘法,也顾不了那么多的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了。
过去贫僧的衣食住行都已成为过去,现在的已完全非昔日可比。
现在的衣服,都是徒众替我张罗,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厚薄,但几十年来,无论寒暑我已习惯四季都穿着一样了。此外,也许多信徒会用衣服跟我结缘,如温哥华心慧法师送的“万佛祖衣”袈裟(见图),但那花花绿绿、五彩的佛衣我又哪敢穿呢?四、五年前,《红楼梦》曹雪芹先辈任职的江宁织造厂,现今还在南京的云锦博物馆,送了我一件云锦袈裟,以及韩国顶宇法师送我的金襕袈裟,那么漂亮、那么有气势,当然我也不敢披搭。现在都已经送到佛光山宝藏馆去珍藏了。
至于现在的吃,各地信徒不断地都有一些水果、饼干等礼品送给我。我哪里能吃得了?尤其我罹患糖尿病四十多年,哪里能吃呢?每次这许多食品送来,我也轮流送给佛光山各个单位,大家平均受用。好在我那许多徒众、学生都是贫僧,分一点给他们,他们也喜不自胜了。
如今我也已经退居,在佛光山是二线人物了,所以斋堂里并没有我的座位。不过,我在开山寮里,有一个专任侍者每天会准备饭菜给我吃。只是,每当我吃饭的时候,经常有十几、二十个人不约而同前来赶斋。我就很挂念:这么临时,他怎么能准备出那么多人的份量呢?
但是我这一位侍者觉具法师,他不但是南华大学的硕士,还真是聪明能干,多少年来,煮饭烧菜,总是从容不迫。人多,有人多的作法,人少,也有人少的办法,从来没有为难过前来赶斋的徒众。
总之,我对于饮食并没有特别偏好,即使罹患糖尿病,也没有特意要求徒众弄什么给我吃,若要问我人间美味,应该就属萝卜干和茶泡饭了。
至于现在的住,在我担任佛光山住持十八年后,三十年前,第二任住持心平法师为我建了一间开山寮,地方宽大,连庭院大概也有三、四百坪。后来,觉得院子太大,只有我一个人活动实在可惜,于是就把旧的法堂拆除,建了一栋“传灯楼”,我的法堂开山寮也在这里。除此之外,传灯会、书记室、人间佛教研究院等与我有关的单位,共同使用这一栋传灯楼,有时候佛光山宗委会的宗委们也会在这里开会。
在佛光山,所有的建筑都不是我的,只有传灯楼是我居住的地方。为什么名为“传灯”呢?因为我曾讲过,虽然我从佛光山住持的职务退位了,可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不能退位,因此,在师徒传承的“传灯”关系上,我自是要非常用心的。
不过,住的地方虽然是扩大了,贫僧还是习惯以一张沙发就作为床铺,或许这也是贫僧的习性吧。记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,徒众们刻意地为我张罗一张床,但我从来没有用过;后来到了美国西来寺也同样为我准备床铺,但不管什么样子,都因太软睡不习惯,而宁愿睡在地上,就可以一觉到天亮了。诸如此类,都是我在“住”方面的经验谈。
至于现在的行,更是方便了,贫僧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。佛光山供应我一部国产车辆,可以坐上七、八个人。事实上,乘坐的人从来没有少于四个人,无论到哪里都是满满一车。包括慈惠、慈容法师等长老,他们在佛光山身负重要职务,现在也都有自己专用的车辆可以进出,但他们都欢喜搭我的便车,所以我这部车也就经常超载,还曾经坐到十个人以上。虽然贫僧不愿意违法超载,人多也没有办法,宁可以受罚,也要满足弟子们想要同行的愿望。
关于衣食住行,在贫僧年轻的时候,心中也想过,等到将来有钱,要买什么衣服、吃什么东西;真正到了现在,已经有力量能购能买,但已不想在衣食住行上有所计较,随缘、简单,就是美好的生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