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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天台宗,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名词应该就是“五时八教”,他不仅代表了天台宗的判教思想,同时,藏、通、别、圆四教更是含括一切佛教经典教义,可以说,天台教法的展开,就是以五时八教为脉络而成的。
五时即是华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时;八教则分为化法四教与化仪四教。五时是将佛说法按时间上划分,八教则是从说法的内容与方式上区别。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,大小乘经典相继被译成汉文,面对数量庞大,内容不一的经典,中国人通过自己的智慧,将之有系统的整理、判释,这被称之为判教,五时八教即是判教的一种。
说到判教,天台不是最早的,早在智者大师之前,就有刘宋时代道场寺高僧慧观法师根据《大般涅槃经》的牛乳五味以及受南北朝当时流行的顿、渐思想之争的启发,创立“二教五时”说,这应该是我国南北朝时最早展开判教的先驱。他将一切经典分为“顿教”、“渐教”两大类,由“渐教”中又分出五时,以此表示佛陀循序渐进的说法。
此后,诸如地论、摄论等各家论师纷纷展开各自的判教方法,在当时形成一股思潮,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十家,智者大师在《法华玄义》卷十中将之归纳为“南三北七”。判教,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必然要经历的过程,智者大师身处南北朝末期,当时各家判教纷纭,受当时判教思潮的影响,不可避免的,智者大师亦对此多有关注,因他所学所修都依于《法华经》,便以《法华经》圆教思想为立足,指出南北十家判教的不足之处,就此建立自家的判教体系。
五时八教的分判,是智者智慧与修学的结晶,思想的形成,最主要的可见于大师所讲述的《法华玄义》文中,第十卷他在解释五重玄义的“教相”章中,为了阐述《法华经》的纯圆独妙,以及方便对《法华经》与其他经典作区别,他提出“教相三意”的说法。
文中说:“教相为三:一、根性融不融相;二、化道始终不始终相;三、师弟远近不远近相。”其中在第一根性融不融相中,智者大师依据《大般涅槃经》牛乳五味,用乳、酪、生酥、熟酥、醍醐等五味,來比喻说法的五个阶段,这是五时的形成。
又在第二化道始终不始终相中,讲述如来说法虽多,但不出渐、顿、不定、秘密四种,这是化仪四教。若再综合《法华文句》、《四教仪》中所阐述的藏、通、别、圆四教,化法、化仪八教的判教内容也就形成了。
五时八教的名目,在智者的《法华玄义》及《摩诃止观》等著作原文中也已有谈及,如《法华玄义》卷十中,他说:“故次《般若》之后,说《华严》海空,齐《法华》也,亦第五時教也。”以及“四教从转法轮已来,时节节有异,今以转法轮来八教通之。”
《摩诃止观》卷七中说“教门纲格,匡骨盘峙。包括密露,泾渭大小,即是渐、顿、不定、秘密、藏、通、别、圆。若得此意,声教开合,化道可知。”
智者大师的著作中,五时八教的名目虽然已经形成,但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。真正将五时与八教两者结合,形成名相,则是从荆溪湛然法师开始。
湛然法师在他的《法华文句记》、《法华玄义释签》和《止观辅行传弘诀》的著作中将五时八教作为结合名相来使用,如《法华文句记》中:“种种之言,亦不出五时八教”;《法华玄义释签》中“五时八教,故云种种”;《止观辅行传弘诀》中“乃至五时八教,一期始终”。
湛然法师以后,五时八教就形成固有名词了,在后来的《天台八教大意》一书中,更是将八教规范化,以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为化仪四教;藏、通、别、圆为化法四教,合称天台八教。
而宋代高丽谛观法师撰《天台四教仪》,更将五时与五味进行一一相对,认为“是为五时,亦名五味”,同时,还将五时与八教配合,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并说智者大师的判教核心是五时八教,从而将之推向一个高点。
《天台四教仪》中说:“天台智者大师,以五时八教,判释东流一代圣教,罄无不尽。”此后,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,随着《天台四教仪》一书的广泛流传,五时八教的说法广为人知,成为天台宗判教思想及教理教义的一个代名词,深入人心。